汉武帝刘彻对待法律的态度是严格而公正的，即便是皇亲国戚犯法，也绝不纵容。

　　在公元前124年，刘彻甚至下令处死了自己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，

　　这位昭平君因犯法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。

　　同时，刘彻还嘉奖提拔了逮捕自己另一外甥（异父姐金俗之子）的义纵，

　　这一行为显示了他对法治的坚持和对公正的重视。

　　然而，即便是在法治严格的汉武帝时期，也有例外。

　　公元前115年，因为倡优郭舍人的巧妙求情，

　　刘彻饶恕了自己的乳母（东武侯郭他之母），

　　她因家人犯法原本被判迁徙边塞。

　　汉武帝刘彻在强化法制方面做出了重大改革。

　　公元前130年，他命令中大夫张汤、赵禹对律令进行修订，确立了汉律的框架。

　　这次修订的结果是律、令共计359章，死刑409条、1882事，

　　死罪决事比13472事。

　　在这些修订中，有几个重要的内容特别值得注意：

　　1.强化了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法”的规定，

　　即主管官吏如果故意放跑罪犯，将与犯罪者同罪。

　　2.“缓深故之罪”，即放宽对官吏制造冤假错案的治罪。

　　3.《九章律》：丞相萧何参照秦律制定，

　　在秦律的基础上增加了《户律》、《兴律》、《厩律》三篇，

　　合为九篇，对汉朝以及后世法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　　4.《越宫律》：张汤制定，主要关于宫廷禁卫方面的内容，共27篇。

　　5.《朝律》：赵禹制定，又名《朝贺律》，

　　关于朝贺制度方面的内容，共6篇。

　　此外，上计制度也是汉武帝时期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　　上计制度是古代考绩制度之一，

　　始于战国，秦、汉日臻完备，

　　两汉承袭先朝上计考课制度，体制最为完备。

　　上计内容包括户籍财政、治狱惩盗、宗室名籍、边戍状况、地理行政、劝课农桑等方面。

　　上计程序由郡县上计、督邮巡计、丞相受计、御史核计、皇帝主计，

　　又分为冬课、秋课两类。

　　通过上计制度，中央政府能够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，

　　这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1993年在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号墓出土的西汉时期郡县级行政档案中，

　　有一方题为《集簿》的木牍，

　　上面记载了西汉后期东海郡的社会、经济概况，

　　被认为是东海郡上计所用的底稿或副本。

　　这些文书资料包括《东海郡吏员簿》、《东海郡吏员考绩簿》等，

　　与上计有关，为我们了解汉代上计制度提供了重要帮助。

　　上计吏的任务主要包括两项：一是送达郡上计文书和与“计偕”的物、人至京师；

　　二是接受朝廷的审核、询问。

　　上计吏至京师后，由丞相负责受计书，

　　朝廷各行政机关长官及其他有关人员共同审核上计文书。

　　《集簿》中的财政方面上计内容包括一年的收入与支出情况。

　　例如，一年中所有钱的收入为二万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六钱，

　　支出为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一钱，

　　谷物收入为五十万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，

　　支出为四十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，

　　显示出东海郡在财政管理方面的成效。

　　《集簿》还将三老和孝、弟、力田列为一项，

　　这些被视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，表明郡太守重视教化和风化。

　　地方官上计时常舞弊，如武帝时上谷太守郝贤因上计欺谩不实而被免官。

　　尽管犯者要受重惩，但弄虚作假仍不断发生。

　　汉宣帝刘询曾指出当时地方所上的计簿是虚假不实的具文，

　　他命令御史要加强对计簿的查对和核实。

　　通过这些案例，我们可以看到上计制度在汉武帝时期的重要性，

　　它不仅是考核地方官员的手段，

　　也是中央政府了解地方情况、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途径。

　　同时，这些案例也反映出上计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

　　如地方官员的舞弊行为，以及中央对这些行为的打击和纠正。

　　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，对关东社会的豪侠进行了严厉的打击，

　　以此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，并促使汉律下沉到关东基层社会。

　　公元前127年，朝廷下令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，

　　这一政策也波及到了关东的豪侠。

　　郭解，作为当时有名的豪侠，虽然家境并不富裕，但还是被列在了迁移名单上。

　　这是因为轵人杨季主的儿子提名郭解应当迁往茂陵。

　　郭解的哥哥的儿子因此砍掉了杨县掾的头，

　　从此杨家与郭家结下了深仇。

　　郭解迁移到关中后，很快就与当地的贤人豪杰结成了朋友。

　　尽管他个子矮，不喝酒，出门不乘马，但他的影响力依然巨大。

　　后来，郭解的门客接连杀害了杨季主及其家人，以及当众诋毁郭解的儒生。

　　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是郭解指使，但汉武帝听闻有人把告状之人给杀了，

　　大怒，下令追捕郭解。

　　郭解在逃亡的路上被抓获，并最终被诛杀，其家族也遭到了灭门之灾。

　　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，刘彻在位时期实现了司法的初步儒家化，

　　开启了春秋决狱的先河。

　　这一变革意味着法律的执行和解释开始融入儒家的道德观念，

　　对后世的法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　　刘彻通过打击豪侠、迁徙关东豪侠于关中，

　　以及对豪侠家族的族诛，有效地削弱了地方势力，

　　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。

　　这些措施使得汉律得以下沉到关东基层社会，加强了法律的执行力度。

　　通过这些措施，汉武帝刘彻不仅打击了地方豪侠的势力，

　　还加强了中央集权，使得汉律得以在更广泛的地域内得到实施和尊重。

　　这些政策和行动对于维护汉朝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　　然而，到了刘彻在位的后期，社会矛盾变得尖锐，农民起义频繁发生。

　　为了应对这一局面，刘彻派遣绣衣直指诛杀镇压不力的官吏，

　　并颁布了“沉命法”，严厉督促地方官吏剿灭盗贼。

　　但地方官吏畏惧法令，往往选择隐匿不报，

　　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，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