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，为了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，对汉朝的官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

　　这些改革旨在削弱传统贵族和官僚的权力，同时增强皇帝个人的直接控制力。

　　首先，刘彻废止了太尉一职，这是一项重大的官制变革。

　　太尉原为三公之一，掌管军事，废止此职意味着军事权力的重新分配。

　　随后，他新设了大司马一职，由卫青、霍去病等亲信将领充任，

　　但这更多是一个象征性的尊宠之位，并不实际掌握军政大权。

　　通过这一举措，宰相之职从三公（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太尉）变为二府（丞相、御史大夫），

　　进一步削弱了丞相的权力。

　　刘彻还起用近臣参与决策，以此来制衡丞相的权力。

　　他提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士人，让他们在宫中充当皇帝的近侍，

　　如将军、侍中、常侍、给事中等官职，这些官员被称为“出入禁门腹心之臣”，

　　直接参与朝政决策，成为刘彻的重要助手。

　　在刘彻用近臣参与决策的例子中，有严助之策否决田蚡之策，

　　出兵攻闽越、救东瓯的决策，以及采用主父偃之策行推恩令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。

　　这些举措不仅显示了近臣的影响力，也体现了刘彻通过近臣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策略。

　　临终前，刘彻所托孤的四大臣霍光、金日磾、上官桀与桑弘羊，

　　也均为近臣，这一安排进一步巩固了近臣在朝政中的地位。

　　通过这些改革，逐渐形成了以侍中为代表的“中朝官”和以丞相为代表的“外朝官”的二元体制。

　　中朝官直接受皇帝指挥，而外朝官则更多地处理日常政务。

　　这种二元体制有效地加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，使得皇权更加集中，

　　同时也为后来的汉朝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，他不仅重用士人近臣参与决策，还赋予了宦官更多的职权。

　　刘彻常在后宫游宴，因此让宦官主管机密事务的上奏，

　　这一做法开启了宦官掌管尚书的先河，尚书负责主管群臣奏章等文书工作。

　　这些宦官被称为“中书谒者”，同时设立了中书谒者令、中书谒者仆射等职位，均由宦官担任。

　　刘彻的这一举措，从制度上开创了宦官典领中枢的先河，

　　这是两汉宦官制度史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。

　　宦官势力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活跃于内朝，刘彻设置中书谒者令，

　　以宦官充任，出纳诏令及掌管内朝机要。

　　这一制度的设置，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范式，对后世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　　然而，宦官势力的增长并非没有副作用。

　　在刘彻晚年，宦官苏文、常融等人诬陷太子刘据，

　　最终酿成了巫蛊之祸，这场灾难不仅导致了太子刘据及其家属的悲剧，

　　也使得刘彻在失去亲骨肉的同时，也失去了民心和威信。

　　这一事件成为了刘彻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，也被认为是西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

　　通过赋予宦官职权，刘彻无疑加强了皇权，但同时也埋下了宦官专权和政治腐败的隐患。

　　这一政策的双刃剑效应，在后来的历史中不断显现，成为汉朝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议题。

　　公元前118年，刘彻在丞相府增设了司直一职，其职责是协助丞相检举不法行为。

　　这一举措旨在加强对中央政府内部官员的监督，确保法纪的执行。

　　接着，在公元前106年，刘彻依据《禹贡》《职方》等古籍，

　　将天下分为十三州，每州设立刺史，以六条问事来监察州内地方官及豪强。

　　这一制度的建立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，

　　通过刺史来监督地方官员的行为，确保中央政策的贯彻执行。

　　到了公元前89年，刘彻设立了司隶校尉，负责监督朝中百官和京畿七郡。

　　司隶校尉的设立，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监察，

　　特别是对京师及其周边地区的监督，以整顿吏治，确保中央集权的稳固。

　　在刘彻在位的后期，还出现了非常设的绣衣直指（绣衣使者），

　　他们直接代表皇帝处理盗贼及重大案件。

　　绣衣直指的设立，显示了刘彻对维护皇权和处理突发事件的重视，

　　也体现了他对监察制度的创新。

　　通过这些改革，刘彻不仅加强了对官员的监察，还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，

　　这些措施在制度上为后来的宦官典领中枢提供了先例，对两汉宦官制度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。

　　汉景帝时期，外戚通过姻亲关系被封为侯爵的先例开始出现，

　　但这些外戚并没有真正进入权力的核心圈子。

　　到了汉武帝即位时，情况有所变化。

　　作为帝舅的田蚡、田胜都因亲属关系被封侯，其中武安侯田蚡的地位尤为显赫。

　　田蚡先是担任太尉，后来又以“肺腑之亲”的身份成为丞相，权势一时无两。

　　他以帝舅的身份在朝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，入奏事时与皇帝的谈话常常持续很久，

　　他的意见和推荐往往都能得到采纳，

　　甚至有人因此从平民直接升至二千石的高官，其权力几乎超过了皇帝。

　　然而，尽管田蚡权势显赫，但他并没有达到专权的地步。

　　田蚡去世后，汉武帝对外戚的控制变得更加严格，他不再轻易让外戚通过姻亲关系封侯。

　　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利等外戚虽然因军功被封为侯爵，

　　且贵为将军，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太多的发言权，他们的影响力被限制在军事领域。

　　然而，汉武帝临终前的遗诏却为外戚专权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他封霍光为博陆侯，这一举动使得霍光在朝中的地位迅速上升，最终引发了外戚专权的局面。

　　霍光在汉武帝去世后，以摄政的身份掌握了实际的政权，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丞相，成为了朝政的实际控制者。

　　这一转变标志着外戚势力在汉朝政治中的崛起，也反映了汉武帝在维护皇权和控制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。尽管他生前对外戚有所警惕和控制，但他的去世和遗诏却意外地为外戚专权打开了大门，这一局面在后来的汉朝历史中反复出现，成为汉朝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