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前有座山岭

二十九

王大军是60后，在计划经济时代生活过，在最好的年华迎来了“改革开放”，对这场伟大的变革有比较深刻的感知和理解。玉冬是偏远山区县，产业一直以传统农业为主。在80年代初，玉冬县引进了长毛兔产业。托市场经济和天老爷的福，引进这项产业后的10多年，兔毛产品畅销全国、全世界，给全县兔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。80年代后期，玉冬县建成了一个黑烟厂，烤烟产业也顺势发展起来，也给了全县人民特别是高山地区的烟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。但市场经济，贵贱无常，长毛兔和烤烟的价格波动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惑和烦恼。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，人们只能“趋利避害”，选择现实行情好的产业来做。换句话说，兔毛价格高，就养长毛兔，烤烟行情好，就种烤烟。

进入90年代，烤烟行情两三年持续低迷，市场的风口转到了长毛兔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农民种烟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抑制。

了解到农民种烟的态度，特别是白鹤乡田土面积较少的情况后，王大军的心里就一直在打鼓。王大军知道县里派自己下来得目的，但从他的本性来说，他又非常不愿意去做违背农民意愿的事情。

第二天早上，书记乡长回到了乡政府，乡政府的伙食团也终于开伙了。

王大军听见有人在喊吃饭，就赶紧下楼到食堂。食堂是大锅饭，饭和菜都是敞开吃。王大军去后才发现，食堂没有碗筷。黄书记看见后，就叫汪姑娘到人大主席家里找了一副碗筷。王大军看见碗筷有点不干净，就到水井里去洗了一下。食堂的早饭有两样菜，主菜是炒洋芋坨，另外还有一盆白菜汤。炒洋芋坨就是把洋芋用水煮熟，把皮去掉，一切4坨，然后再回锅，放点油盐和作其他料炒一下。但就洗碗这一会儿耽搁，炒洋芋坨就被抢完了。王大军舀了一碗白饭，在饭里兑了一点菜汤就吃起来。这一尝又马上发现了问题，因为白菜汤里放的居然是腊油，腊肉还变质、变味了。王大军把汤篦掉，但一碗白饭实在吃不下去。没有办法，王大军只好到街上小卖部去买了一包怪味胡豆来下着吃，才把一碗饭吃了下去。

王大军观察了一下，食堂的卫生也比较糟糕。在厨房的边上，摆着两三个脏兮兮的柜子和长条桌。整个食堂不光显得灰头土脸，而且杂乱无章，反映出炊事员马虎和不负责任的态度。一个乡政府的伙食团居然如此，让王大军非常感慨。想到要在这里吃3个月，王大军就有点反胃。这个样子，到时候即使不得肝炎，恐怕也要带着一肚子蛔虫回去吧。

上午，王大军终于见到了陈老师。陈老师名叫陈地平，40多岁。他身材不是很高，1米65左右，团脸，平头，穿一身干部服；虽然衣服比较老旧，但整洁干净。陈老师比较温和谦逊，因为同属于教育系统，王大军和陈老师之间自然就产生出“一家亲”的感情来。

两个人在一起聊了一会儿天。王大军说起关黑屋的事情。

“我觉得恁个做还是有问题哎。”王大军感叹。

“嘿嘿，”陈老师笑笑，“他以前跑过江湖，当上治安员后这种德行还是不改！”

“他跑过啥子江湖嘛？”

然后，陈老师就介绍了一些陈家胜的情况。陈家胜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，就到外面去闯荡，后来在一个民间杂技团当演员。在外面搞了四五年，年龄也比较大了，家里就催促他回家结婚。回家来结婚后，有了家庭的羁绊，陈家胜就没有再外出了。回家那两年，长毛兔和烤烟都不行，陈家胜就在县城打零工，有一段时间还去偷国有林的木料去卖。1992年，县里调整、充实乡（镇）治安室力量，陈家胜有个姨爹，在县司法局当副局长。在姨爹的安排下，陈家胜被安排到白鹤乡当了一名治安员。陈家胜人高马大，又有一把力气，群众也比较怕他。

“哦，是这样啊。”

听了陈老师的介绍，王大军似乎明白了很多。

上午10点钟，乡政府召开职工会，主要是研究和烤烟有关的一些问题。面对农民种烟积极性不高这样一个局面，乡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把百试不爽的“责任制”拿出来，把任务进行分解落实—-党组成员包村，乡干部包组，层层落实、层层负责。

领导讲完话，任务也分解落实完毕，马书记把目光停留在了王大军的身上。

“县里来的大军同志有啥子话要说的没有？”马书记问王大军。

在王大军看来，他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，尊重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，农民不愿意种烟就算了。但很明显，在这样的情况下讲这样的话是不识时务的。本来，如果马书记不点名，王大军也就沉默不语混过去算了，但现在书记点了名，他觉得还是应该说几句。在他心里，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道理—-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最大功臣就是农民。新中国成立不久，因为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，中国农民遭受了很大的痛苦。现在好不容易迎来了“改革开放”，农民终于能够吃饱肚子了，然后，我们就忘记了初衷，开始再次为难起农民来，这是绝对错误的！自己为民请命，天理所在！

“嗯—-”王大军想了想，“昨天我和黄书记、陈治安、高技术员、黎技术员一起到乡下转了一大圈，走了2个村5个组，听了一些村组干部和群众的意见，感觉种烟这件事确实难度很大。难度大的原因大家都知道，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。关键是怎么办？根据我们的调查了解，白鹤乡有很多村、组的田土面积确实比较少，平均每人只有1亩出头，地不过三四分、四五分。大家都知道，种烟规模很重要，规模越大，成本越低。一般来看，要种5亩以上成本效应才能够体现出来。所以，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要‘集中’。第一层含义，由农户自由组合，形成5亩以上的合作体，大家还是各种各的烟，但烤房只打一个，通过这样来摊低成本。第二层含义，是由村里来协调，不愿种烟的农户就把土地拿出来，然后由大户来承包。用这个大户模式，既可以完成烤烟生产任务，也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农民的利益。”说到这里，王大军也觉得应该谦虚一下，“实话实说，我没有多少农村工作的经验，对农业、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够。另外，我到白鹤乡才一两天的时间，对村情民意还缺乏了解。如果有说得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大家批评指正！”

王大军开始讲话的时候，会场上还有一定的噪音，随着王大军说下去，会场上讲话的声音慢慢就听不见了，大家开始注意听王大军讲话。

王大军把话头打住，会场上一时出现了静默。

“嗯—-”不久，马书记打破了静默，“大军同志来白鹤才一两天的时间就摸到了这么多情况，这种工作态度是踏实的，值得肯定的。其实，合伙也好，承包也好，我们都考虑到了，只是实行起来还是有点困难。比如让农民合伙，五家六家，十家八家一起打一个烤房，成本确实摊低了很多。但农民就是农民，他们眼光狭窄，爱斤斤计较。到时候烟出来了，谁先烤谁后烤的问题，肯定会扯皮；因为预计到会扯皮，他们就不愿意共打烤房。至于说让不愿意种烟的农户把土地拿出来，这里面的问题就更多了。比如，我把土地拿出来了，我是入股呢，还是你大户给我租金呢？就说入股，这里面怎么核算、怎么分配，都是问题。再说租金，你拿低了，我不愿意拿出来，高了，大户又拿不起。哎—-”马书记叹了一口气，“很难办！”

“虽然前两年烤烟行情不怎么好，”向乡长接过话头，“但以前不好，不等于今年不好。在商品经济社会，商品价格上下波动是很正常的。就拿兔毛来说，都是时涨时跌，从我们县开始发展长毛兔开始，大的行情波动起码也有五六次吧。有的兔农看到兔毛价格跌了，就不好好管理，造成了兔子死亡，结果，兔毛行情起来后，他们没有毛卖，也赚不到钱。反而是那些逢贱莫懒的人，稳定并且适时地增加圈存，在行情起来的时候尝到了甜头。任何事情都是物极必反，烤烟行情已经低迷了两年，它随时可能反转，我们还是要对今年的行情充满信心！”

“但—-”王大军还是不服，他接过话头，“就是从经济规律这个角度来说，也应该是正向思维而不是逆向思维。前年、去年行情不行，更大的可能是今年也不好，就应该少种或者不种。物极必反有，但趋势保持，惯性存在更常见，价格上的拐点其实很难确定！我是在城里长大的，在坐的各位大部分是农村人，很多人的家还在农村，亲人还在农村，要说对农民的感情，你们应该比我更深。我总觉得，农民很要把农民当亲人看待，去最大努力地维护他们的利益！”

王大军刚才的一番话好像揭开了一个盖子，那里面的一些阴暗或者丑陋的东西一下子就暴露了出来，让决策者显得不够厚道甚至背离党性！

“按你的意思，”向乡长嘟囔道，“就只有不种了；要农民种就是害农民，哪个承担得起这个责任！”

这个话风转得有点陡，也很有针对性，就差没有把“县里派你来搞‘社教’，你就这样搞啊”这句话说出来了。王大军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，就停止了发言。

王大军知道，作为书记、乡长，他们必须下级服从上级，他真的希望乡领导们也是一种被迫。但有时候王大军也怀疑，在长期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面前，乡领导们真的可能会被洗脑，慢慢失去思考力和判断力，对上级就是一种盲目的相信和遵照。比如种烤烟这件事情，实质就是县领导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牺牲农民的利益，来到乡政府领导这一级，你真的就相信了，觉得县领导英明，他们是在为农民谋利益。王大军最担心的是，乡政府领导这一级其实是清楚这样做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的，但他们一点也不怜惜、同情农民，就是要为虎作伥，甚至还拿经济规律来讲道理，来佐证，这就有点—-邪恶了！

“好了好了，”马书记把手在空中用力扬了扬，“我们不要把问题扯远了，其他的都不要争了，现在只讨论一个问题：怎样才能完成县里下达的全乡的烤烟生产任务！”

马书记这么一说，会议又被拉回到原先那样的氛围中。

接着，每个片区的责任人开始发言。大家表态积极，表示要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。

等大家表完了态，马书记开始做总结：

“种烟这件事情确实很难，但再难我们也得做，没有任何退路。明天我们全体乡政府工作人员全部下乡，看来这件事情不动真格真的不行。我们就是要树一两个典型，杀鸡给猴看，不然，大家都认为是个水场合。国土、林业、计生、民政等部门的同志要把情况摸准，做要预案，到时候我们先讲政策、讲道理，如果不听招呼，那就只能坚决兑现逗硬了！”马书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“散会！”

王大军回到寝室，不久，高技术员也跟进来。

“王老师，”高技术说，“你真的敢说哎！”

“这个算啥子大嘛，”王大军摆摆手，“我也没有说什么反动话，都是工作上的事情。”

王大军把手中已经喝完大半的玻璃茶杯续上开水，然后拿在手上，以此来暖手。

“马书记说让国土、林业、计生、民政等部门摸准情况，”王大军问，“到时候去和农户讲政策、讲道理—-这个办法行不行罗？”

“应该还是行吧。”高技术员点点头。

“不可能再搞牵猪、赶羊、撮谷子、捅瓦片这种事情噻，现在上面对这种事情查得有点严罗！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遇到阻力了啷个办呢？”

“你明天一起去看就晓得了。”

王大军到白鹤后的第4天，乡政府就拉起一支20多人的队伍下乡督促种烤烟。

往东走了接近40多分钟，一行人来到玉山组堰塘坎一个有两三个住户的院子。然后挨家挨户进行宣传、督促。

在院子的边上有一户人家，屋里有两个人，一个中年妇女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。姑娘背着一个背兜正准备从家里出去，大概是到坡上去割草。看到一行人到来，她就站在边上观看。

屋里的中年妇女和认识的乡领导和村组干部打招呼，然后就搬出板凳来让大家坐。

“你们坐哎！”中年妇女对大家说。

“坐是小事”马书记冷冷地说，“我们也不是专门来坐的。今年你们家对种烟是啥子态度呢？”

“种烟哪—-”中年妇女叹了一口气，“说起种烟就睡不着瞌睡，啷个种嘛！”

马书记：“那不行，必须种哎。”

“我们家有5个人，”中年妇女开始介绍，“在家的只有我们老两口，一个儿媳妇，一个姑娘，又要喂兔，又要喂猪，又要养蚕，还要种粮食，顾得到哪一头嘛！”

“你儿子呢？”马书记问。

中年妇女：“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跳乱弹哪！”

马书记：“喊他回来噻。”

中年妇女：“他那个搞搞神，回来了也不会种烟。”

马书记：“不种烟，那就只有要交抵押金罗！”

“我们家还是算听政府的话哎，”中年妇女显得很真诚的样子，“以前号召种蓖麻，我们就种蓖麻，说要发展蚕桑，我们就栽桑养蚕，喂长毛兔也没有要政府来督促，我们自觉地就喂起来了。不怕前一阵子兔毛不值钱了，我们家50多只兔子还是没有败哎！只是种烟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劳力做哎！”

“我老汉有病，”站在旁边的姑娘插言说，“有糖尿病，有高血压，还有腰椎间盘突出，只有我妈、我和嫂嫂可以做活路，就是把头当作脚来拄，也做不赢噻！”

“我们来不是听你们说相声的。”向乡长接言说，“你们自以为很有理，但我看来，你们是不识相。种烟是县里的决定，你们阻挡得了吗？”

“我们不是阻挡，”中年妇女还想解释，“是讲道理！”

说话间，院子里有更多的人聚拢来看热闹。

“不管是哪个要求种，”其中一个30来岁的男子嘟囔说，“反正我认为这个政策还是不符合实际。现在土地已经承包到户了，种啥子不种啥子，由农民说了算。政府只能引导，但不能强迫！”

“你叫啥子名字？”向乡长逼问道。

“我姓谭，”中年男人扬扬头，叫谭成贵。”

“我看你好像还懂一点政策，”向乡长显得瞧不起的样子，“那我就来给你讲点政策和道理嘛！你说得确实不错，现在土地是包产到户了，但你知道不，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国家和集体的，不是你私人的。我们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，还不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；想种啥子就种啥子，那还不得行，国家还有指令性计划！什么是指令性计划？就是带有强制性的计划！中央有中央的指令性计划，地方有地方的指令性计划—-这些你晓不晓得？”

“不管啷个说，”谭成贵反驳，“还是要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！我们这里田地面积少，不适合种烤烟！”

向乡长：“那是你的看法。”

谭成贵：“这是事实。我觉得哪个也不比哪个高明，赚到钱了才是大哥！”

向乡长：“你凭哪点说种烤烟就赚不到钱呢？”

谭成贵：“因为去年和前年都没有得赚到钱哪！凭哪点今年就能赚到钱呢！”

向乡长：“前两年是前两年，今年是今年。”

谭成贵：“今年也差不多。”

向乡长：“你是神仙哪？”

谭成贵：“我不是神仙，你也不是神仙！”

王大军突然感到了一阵恍惚，这些观点和昨天自己在会上的表达又有什么不同呢！

王大军知道，向乡长的话虽然看起来很有威力，但这中间的强大也只有一层窗户纸，一戳就破。但谁来戳呢？王大军想到了包公，想到了中央的大官，想到了县高官，如果他们出来说一句，比如说，要因地制宜，要实事求是，要为人民服务，等等，那么，事情的道理马上就会反转—-但是，嘿嘿，谁来说这句话呢！

这个时候，王大军看到陈家胜走到谭成贵的身边给他说了什么。看那样子，好像是让他识相一点，不要和领导对着干。

“现在有的人在那里跳，”马书记把话接过去，“觉得白鹤这个地方施展不出自己的才能。一个地方哪些人老实，哪些人是狡癞子，你清楚，我们也清楚！不要以为我们奈何你不得，老实告诉你，治你的方法多得很，随便拿一条出来就可以让你投降！”

这时候，一个老汉从外面回来，他手里拿着锄头。他回屋里把锄头放好，然后从屋里出来。

“我也不晓得你是个啥子官，”老汉看着马书记，“不管是啥子官，反正是共产党的官。电视上我看到领导都要到基层去听群众的意见，如果他们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说话，他们恐怕还是要听一听嘛—-”

马书记：“听取意见并不是你们啷个说我们就啷个办，还要看意见正不正确。”

老汉：“本来道理是这样，但你们硬要歪起说，我们有啥子办法呢？”

向乡长：“我们哪里歪起说了？”

“哎—-”老汉长叹了一口气，“看来这个烟是非种不可了。好，那我就把话说明。别人种不种我不管，我是不准备种的，我愿意把土地拿出来，哪个愿意种就拿去种，我分钱不要。不过，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我们家喂得有两头猪，所以，至少你还得给我留两三分地来种包谷吧！”

“拿土地出来不行。”向乡长摆摆手。

“那要啷个办嘛？”老汉问。

向乡长：“不种烟，就只有交抵押金。”

看到聚拢的人越来越多，向乡长觉得可以趁机宣传一下。

“我们几次三番动员，”向乡长对大家说，“都是和大家讲道理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我们把其他工作放下，这么多人下来一趟也不容易。我们既然下来了，那是一定是要见效果的！有人可能会在心里说，我不种你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这个我们自有办法！我就不相信这些年来哪个的屁眼干净！这个也不是我们要整哪个，我们也是按照政策和法律办事，这个法律就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条例》。建房多占面积该不该处罚呢？修房子砍树，砍伐证没有办就砍了，该不该处罚呢？办了多少，砍了多少，超过了该不该处罚呢？至于计划生育，那是基本国策，违反了也要承担责任。大家都晓得，世界上的事情最怕‘认真’二字，如果逗起硬来了，那水都毒得死人！所以，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家都让一步。如果在种烟这件事情上态度好，我们可以从轻或者暂时不处理，以后到乡政府把证补办了，我们能提供方便的就提供方便。还有，哪里出现了矛盾纠纷，发生了打架事件、偷盗案件，我们乡政府也会处理。但如果现在你们不配合，那明说，到时候我们肯定也会放耷眼皮哎！也不瞒大家说，乡政府的许多开支，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就是靠烤烟收的税来发的。大家都不种烟，我们没有工资发，我们凭啥子要来为大家服务呢！

“今天不是开会，”向乡长继续说，“会已经开过了，今天我们就是来逗硬兑现的。如果承认种烟，啥子都好说。如果不愿意种烟，那就拿钱。县政府出得有一个2号文件，不种烤烟的就要交抵押金，每亩是80元。如果没有钱，那家里总有几根棒棒吧，我们也可以先把棒棒拉到乡政府暂时存起，等把钱交了，你们再来把棒棒拿回去！”

王大军明白了，原来只要把恶劣程度降低一点，或者偶尔用一用，“拿东西”这种办法依然不失为有威力的一招。

“明说，”有一个中年人声明，“种烟我是不种的，我愿意拿钱！”

“我也愿意拿钱！”旁边一个老头说。

“我也愿意！”旁边一个大娘也表示。

“你们各自开会，”刚才背背篼的姑娘说，“我各自去打兔草去了。你们搞起这样一个阵仗是为钱，我喂兔也是为钱！”

“要打兔草各自去打，”黄书记睖了一眼姑娘，“莫在这里说风凉话！”

然后大家就按照之前的分工开始工作，对农户进行登记。只要承认种烤烟的，就签字，不愿意种的，就马上交钱。

搞完一处又到下一处。有一个农户叫隆仁发，他和他的儿子站在门前，看着一行人从门前经过。

“种不种烟？”马书记问隆仁发。

“不种，”隆仁发的儿子气呼呼地说，“种卵子个烟！”

“缺乏教养！”向乡长瞥了一眼隆仁发的儿子。

“细细不育，”马书记也附和说，“长大了是个弯翘木！”

“你在那里嘟囔啥子？”隆仁发大声训斥儿子，“种就种，不种就说道理，说那种气话有啥子用！”

“是，”黄书记点点头，“种不种，拿话出来说！”

“不是我不种，”隆仁发看着黄书记，“我有气管炎，稍微一动就出不赢气，啷个种嘛？”

向乡长：“那就交抵押金！”

隆仁发：“我吃药也没有钱哪，哪里来的钱交抵押金嘛！你们有本事把我杀了吧！”说着，隆仁发也有点急了。

“我们杀你做啥子呢，”向乡长撇撇嘴，“杀你是违法的，而且，”向乡长笑了笑，“就是把你杀了，也可能卖不到80块钱呢！”

马书记：“莫说你有气管炎，就是得了癌症，也要种！”

“那我就是不种，”隆仁发鼓着嘴，“看你们能够把我啷个办！”

这时候，随行的乡、村、组干部就开始做隆仁发的工作，有的开导，有的批评，有的说好话。

“也不用和他多说，”向乡长摆摆手，“看看他们家有没有木料，如果有，查查有没得砍伐证！”

乡政府的有关工作人员按照领导吩咐行动，很快在隆仁发的家里发现了一些木料，隆仁发也拿不出砍伐证。

“我们先登记起，”向乡长对隆仁发说，“给你几天时间考虑。如果还不种，那我们只能来扛木料罗！”

然后一行人又移到另外一家。

…………

整整一天，乡政府二三十人走了1个村70多个户。有20户承诺种烟，有30户不愿种，现场交纳了抵押金。有3个户不愿种，承诺3天内交齐抵押金。

这一趟下乡督促农民种烤烟让王大军非常感慨。他看到，乡领导对农民的态度非常简单粗暴，相比起来，对自己他们还是非常客气的，但实际上，自己说的那个理和农民说的那个理其实都是同一个理！有时候王大军也有点恍惚，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感到幸运呢还是应该感到悲哀呢？

王大军也知道，从全国范围来看，类似白鹤乡政府这种做法以前和现在都发生过，有的甚至还演变成极端事件，比如乡干部被农民杀伤、杀死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一般的处理是，杀人的农民去抵命，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的乡干部也会受到批评甚至处分。仅此而已，它对现实几乎没有什么影响，这样的事情还会不断地发生！

跟着乡里强迫农民种烟，王大军内心很痛苦，但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和乡政府对着干，自己既没有这样的勇气，关键是这样做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“为虎作伥”这个词就时不时地在王大军的脑海里浮现，这让他感到一种不安和耻辱。想来想去，一个“相对两全”的办法只能是—-逃避，眼不见心不烦！

刚来白鹤乡的时候，因为生活不便，王大军曾经产生过住到农户家的想法，现在，因为精神苦闷，这种想法再一次涌上心头，而且更加坚决。

虽然在言语上王大军不再反对，但他还是觉得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见向县领导反映一下。回到乡政府，王大军开始写信。用了两个小时，终于把信写好了，足足写了5页。整个写作过程，王大军脑子里满满的都是道理，但写好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王大军却感到越来越没有自信。

晚上，王大军把信丢进了乡邮政所的邮筒里。

正月23日，双河区工委召开烤烟生产工作会，乡领导、村组干部和县里下派到乡（镇）的社教干部都被通知参会。

22日，王大军从白鹤回到县城。在县城住了一晚，第二天搭车到双河。王大军到会议室的时候，人差不多到齐了，一共有三四十人。走进会议室，一股刺鼻的烟味就扑鼻而来。会议室有一间教室大小，是80年代建造的砖混结构的房屋，主席台上悬挂着马恩列斯毛周刘邓等领导人的画像，在边上的墙柱上，还张贴有一些格言和警句。

9点半钟，区工委的领导陪同县领导来到会议室。王大军看到，来参会的县领导是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刘承升。

双河区工高官高兴明对前期烤烟工作进行了一个总结。总的来说，全区烤烟面积落实情况并不理想，白鹤乡还受到了点名批评。高兴明讲话后，区长又讲，区长讲后，烟草公司的经理又讲，他们的讲话内容都大同小异，大家听得来昏昏欲睡。不知不觉，两个多小时就过去了。

“下面，”高兴明说，“请县委副书记刘承升给我们作指示！”

这句话让参会者的精神为之一振，有的挺直了身子，有的伸了伸懒腰，有的再点燃一支香烟，大家把笔握好，准备记录。但刘承升的讲话内容依然没有新意思，不到5分钟，大家又陷入到了一种麻木麻痹的状态。

“这里我要不点名地批评一下。”刘承升说，“有一个县上派到乡里去搞社教的干部给我们写了一信，写了好几页。实话实说，文章写得还是不错，但里面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很有问题！”

听到这里，王大军的脑子打了一个激灵。其他人也再次打起精神，等待着听刘承升下面的话。

“他在信中大谈客观困难，”刘承升继续说，“但我觉得，这里面反映出来的根本问题还是畏难情绪严重。让农民种烟是难，但不难，我们派你下去干什么呢！这里我再强调一下，所有县里派下去的同志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县上的决策上来，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，圆满完成烤烟生产任务……”

终于等来了—-这就是县领导的态度！听着刘承升的批评，王大军心里感到非常难受。

“只能独善其身了。”王大军心里想。

散会后回到乡里，王大军就向马书记提出了下户的要求。马书记大概也知道这里面的弦外之音，并没有为难他，很爽快地就同意了。

王大军到学校找到陈老师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。

“如果你不嫌弃，”陈老师说，“就住到我家去吧！”

“不会打搅你们吧？”王大军问。

“不存在！”

“我还是按每天5元钱的标准付伙食费，反正县里有补助，不用我自己掏钱。”

“这个—-”陈老师摆摆手，“到时候再说。”

当天下午，王大军就住到了陈老师的家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