贾谊，这位西汉时期的杰出人物，出生于公元前200年，

　　逝世于公元前168年，他的故乡是洛阳，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如今隶属于河南省。

　　贾谊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深邃的思想，在西汉初年便崭露头角，被世人尊称为贾生。

　　他的主要著作《新书》，是由刘向整理编成的，最初被称为《贾子新书》，

　　这本书汇集了贾谊的许多重要思想和政治主张。

　　贾谊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，十八岁时，他因文才出众而受到郡人的广泛赞誉。

　　他的文章不仅文采飞扬，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政治见解。

　　司马迁，这位伟大的史学家，对屈原和贾谊都怀有深深的同情，

　　他在《史记》中为这两位文学巨匠撰写了合传，使得后世常常将贾谊与屈原并称为“屈贾”，象征着文学与思想的双重高峰。

　　贾谊的著作主要分为文赋两类。

　　在散文方面，他的代表作有《过秦论》、《论积贮疏》和《陈政事疏》等，

　　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对历史和政治的深刻洞察，也体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。

　　在赋的创作上，贾谊同样成就斐然，尤其是《吊屈原赋》和《鵩鸟赋》最为人所熟知，

　　这两篇赋作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思想内容，成为后世赋作的典范。

　　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其诗作《贾生》中，以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”的诗句，

　　表达了对贾谊命运的同情和对其才华的赞赏。

　　这句诗不仅描绘了贾谊在政治上的失意，也反映了他超凡脱俗的文学追求和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。

　　贾谊的一生，虽然短暂，但他的思想和作品，却如同璀璨的星辰，

　　照亮了中国文学和思想的天空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。

　　贾谊，西汉初年的杰出人物，他的一生充满了起伏与转折。

　　22岁时，贾谊的命运迎来了重大的转机。当时，汉文帝擢升吴公为廷尉，

　　而贾谊因吴公的推荐，得以进入中央朝廷，担任博士一职。

　　在担任博士期间，贾谊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深刻的见解，

　　经常在文帝面前发表对时政的看法，深得文帝的欣赏和器重。

　　他的才华和见识在同僚中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，因此，在短短一年之内，

　　贾谊被提升为太中大夫，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官职，显示了他在朝中的重要地位。

　　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公元前178年，汉文帝开始重组内阁，

　　许多前朝老臣被边缘化，而文帝做代王时的心腹和年轻人逐渐得到提拔。

　　贾谊也在其中，文帝提议让他担任公卿，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和权力的象征。

　　但是，这一提议遭到了前贵族和宗室阶层的集体反对。

　　丞相周勃、东阳侯张相如等老臣集体上书，

　　他们认为贾谊“雒阳之人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”，

　　这表明他们对贾谊的快速升迁和影响力感到威胁。

　　公元前176年，贾谊的政治生涯遭遇了重大挫折，他被文帝外放至长沙，辅佐长沙王吴著。

　　贾谊认为自己的仕途已终结，心情非常悲伤，在渡湘江时，他写下了著名的《吊屈原赋》。

　　在长沙的第三年，有鸟飞入他的房屋，贾谊有感而发作了《鵩鸟赋》。

　　这两篇赋作是他的骚体代表作，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才华和深邃的思想情感。

　　公元前173年，随着周勃等老臣被文帝驱逐出权力中枢，贾谊得以再次被召回长安。

　　文帝再见贾谊时，曾感叹到：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”

　　这句话显示了文帝对贾谊才华的认可和对其政治见解的重视。

　　然而，关于此事后世有争论；李商隐在其诗作《贾生》中表达了对贾谊的同情，认为贾谊没有年轻时就得到重用是国家的损失。

　　但近代学者认为文帝只是以政治家身份表个姿态，李商隐的解读过于妇人之见。

　　不久后，汉文帝提拔贾谊为爱子刘揖的太傅，贾谊得到重用后激情饱满，文体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。

　　《过秦论》、《治安策》、《论积贮疏》是他这时的代表作，其政论文洋洋洒洒，文采斐然，

　　这些文章也是从楚辞到汉赋的重要桥梁，显示了贾谊在文学和政治思想上的重要贡献。

　　不幸的是，公元前169年，梁王坠马而死，贾谊的未来国师之路也戛然而止，并于第二年死于抑郁症，时年33岁。

　　贾谊的去世，不仅是他个人悲剧的终结，也是西汉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一大损失。

　　《过秦论》是贾谊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古代政论文的典范之作，

　　它深刻地分析了秦朝的过失，并总结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。

　　这篇文章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篇，分别对秦始皇、秦二世、子婴三代的统治进行了批评，并探讨了秦朝灭亡的原因。

　　上篇《过始皇》主要回顾了秦国自秦孝公以来逐渐强大的历程，

　　强调了秦国变法图强、地理优势、战争策略等因素对秦国崛起的贡献。

　　贾谊通过对比秦国的强盛和陈涉起义的微弱，得出了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。

　　这句话成为《过秦论》的核心论点，强调了仁政的重要性以及攻守之势的变化对国家命运的影响。

　　中篇则具体地论述了秦朝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，

　　指出秦始皇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，反而焚书坑儒，以暴虐治天下；

　　到了秦二世时，仍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，终致国家倾覆。

　　下篇讨论了在秦朝危难之际，如果子婴能够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，

　　或许可以守住三秦之地，但遗憾的是，秦朝钳口闭言的政策导致上下“雍闭”，

　　子婴孤立无援，最终不免灭亡的命运。

　　《过秦论》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、丰富的历史分析和独特的文学表现力，成为了千古流传的文学精品。

　　它不仅对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借鉴价值，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　　贾谊在文章中倡导约束君主权力，建立君主制度，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，

　　并强调君主应有仁、义的道德要求，以身作则，影响社会风气的转变。

　　司马迁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之后的“太史公曰”中大量引用了《过秦论》的内容，显示了他对这篇政论的推崇。

　　同样，《汉书·陈胜项籍传》也引用了《过秦论》的部分文字，进一步证明了这篇文章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。

　　然而，当代学者对贾谊的观点持有不同看法，他们认为单纯的道德解读并不能全面解释政治的复杂性。

　　《过秦论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历史的深刻反思，也在于它激发了后世对于政治、道德和治国之道的持续探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