派鲁斯塔姆随李泰等人一起出征，这不可谓是一个绝妙的主意！至少，就真实情况而言，李泰等人都是从他身上得益甚多！

　　尤其是大唐军方将领们，他们一向作战的，那都是正北方向的东突厥，而非是西突厥。换而言之，他们对东突厥了解详细，甚至还亲手灭亡过东突厥，但对于更远，相对大唐威胁性较小的西突厥，他们却知之甚少。

　　鲁斯塔姆对付西突厥的经验很老道，在这一点上，就比同样处于波斯东部的苏达克总督来的好，后者却是因为行政总督一省首长的，平时掌握的是自己行省领地内的生杀大权，但却不是主要用于防备西突厥进犯的。因此，他虽然也与西突厥打过交道，但却并没有鲁斯塔姆这为在东部边境呆了将近10多年的前宰相来的熟捻，虽然，苏达克呆的年月更久……

　　一路上，最辛苦的，那可就是李泰了，不仅连续不断地学习关于作战的知识，关于行军夜宿的常识，还要研究对于草原作战最有利的战术等等，也幸好他们此刻正在进行追击泥孰系西突厥势力，而不是被追，否则，按李泰这种大有临时抱佛脚的思维和方式，不出问题才怪了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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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同样的，在这之前，唐玄奘与拘摩罗王一起晋见戒日王，玄奘西去印度求学时，在今日印度阿萨姆邦的西部存在着一个名叫迦摩缕波的国家，国王的名字叫拘摩罗，崇尚知识，虚心好学，选贤聘能，招揽才俊，四方博学多识之士受其重用者极多。当他听到玄奘自中国唐朝来印度学习佛法的消息后，便多次发出邀请，希望与这位来自异国的佛教僧侣见面，交个朋友。拘摩罗王崇敬的是有学间的人，对有学问的佛教高僧自然崇尚有加，但对整个佛教就不怎么敬重了。他邀请玄奘，自然也是冲着玄奘本人的名气来的。那时，玄奘正在戒贤论师门下受业，怕误了学业，他几次回绝了拘摩罗王的邀请。后来，戒贤论师对他说：「欲报佛恩，当弘正法。拘摩罗王向来崇尚外道，现在邀请沙门，正是我教的一大善缘。如能使拘摩罗王藉此机会改信佛教，则是佛教发展的大好时机。希望你能发扬舍身求法的精神。不辞辛苦，去与拘摩罗王见上一面，设法感化他。」玄奘推辞不过，只好来到了迦摩缕波国。

　　玄奘是否感化了拘摩罗王皈依佛教，这是外人不得而知的事了。然而，玄奘与拘摩罗王的见面却引出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当玄奘与拘摩罗王见面时，互道慕名、久仰之类的客气话后，拘摩罗王问玄奘道：「现在印度各国中有很多人吟唱支那国的《秦王破阵乐》，所谓的支那，是不是您的国家呢？」玄奘回答：「不错，你所说的支那就是我的母国。那首《秦王破阵乐》，是歌颂我国皇帝之盛德的。」拘摩罗王说；「想不到你是那个伟大国家的人。我早就听说支那国文明昌盛、繁荣富强，已久有东望之心，只因山川险阻，无法遣使问讯而已。」说毕，叹息不已，又道：「真想遣使给你的国家送些礼品去啊！」玄奘听完，亦是感叹不止！想不到自己母国的名气在远方的异邦早就传扬开来，甚至连母国的乐曲也已在此方流唱，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。

　　然而，随后便发生了更令玄奘想不到的事。当他与拘摩罗王相见谈论的时候，印度的另一国王戒日王的邀请信函也随即而至。玄奘便在拘摩罗王的陪同护送下去见戒日王。

　　戒日王问：「你从哪个国度前来，来印度的目的是什么？」

　　玄奘回答：「我从大唐来，来印度求学佛法。」

　　戒日王问：「大唐在什么地方？距离此地有多远？」

　　玄奘回答：「大唐在此东北，有数万里之遥，就是印度所说的摩诃支那国。」

　　戒日王说：「你说摩诃支那我就知道了。听说摩诃支那国有一位秦王，少年时便已聪明万分，长大了更是神武异常。听说他胸怀大志，谋略过人，终于平定宇内，统一全土，结束了以前的丧乱局面。人们为了歌颂他，都唱《秦王破阵乐》。这是真的吗？这首乐曲，在我们印度也很流行呢！」

　　两位国王问的竟是同一个问题，这真是令奘想不到的事。他于感慨之余，对戒日王做了详细的解释，解释了秦王的业绩，也解释了《秦王破阵乐》这首乐曲，致使戒日王对我国大唐亦起了崇敬之心。

　　秦王便是我国的唐太宗李世民。公元六一八年，李渊称帝，建立唐朝，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。李世民的功勋业绩大家早已熟悉，不必赘述。

　　《破阵乐》则是他所创的一种舞曲，后改名《七德舞》。舞步摹拟战阵动作，以歌颂唐太宗的武功。他登基为帝后，又令音乐天才吕才进一步协调音律，令李百药、虞世南、褚亮、魏征等人填歌词，令一百二十人身披银饰为铠甲，持戟演出，凡三变，每变四阵，交错曲伸，首尾相接，以象战阵之形。舞曲激扬慷慨，音律铿锵，以寓勇士扬威战场，奋力搏杀之意。此曲不仅演奏于宫中，在唐代民间亦十分流行。按上面故事所说，此曲于印度当时亦有流传，诸国之人多有吟唱者。玄奘去印度时，其时间不过才是十几年之后，而印度便「闻之已久」了，足见当时中印之间文化交往的频繁与迅速。

　　唐贞观二二年（公元648年），唐太宗派王玄策出使印度，拘摩罗王派人向他献上了各种奇珍异宝及地图，总算略表了对中华文明的仰慕之情。

　　当然，此时的“支那”一词，并非是贬义的！东瀛辞书《广辞苑》解，“支那”，“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（源于‘秦’的转讹），初出现于印度佛典”。

　　确实，佛源自西来，是从印度传播至中国的，而“支那”一词，也是来源于印度佛典！

　　在东瀛，“从江户时代（公元1603—1867年）中期以后曾使用过。”到19世纪中期之前，东瀛人用“支那”指称中国与“唐国”、“清国”等无意义上的差别，没有特别的政治含意。

　　东瀛社会开始用“支那”蔑称中国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，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东瀛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，把近代中国的耻辱推向极点。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“上国”的东瀛人先是震惊，继而因胜利而陶醉，上街游行，狂呼“东瀛胜利！‘支那’败北！”从此，“支那”一词在东瀛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情感和心理，“支那”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。

　　1930年，当时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，并由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东瀛政府。决议说，“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东瀛政府及其人民以‘支那’一词称呼中国，而东瀛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，亦称中国为‘大支那共和国’，认为‘支那’一词意义极不明显，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，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东瀛政府，今后称呼‘中国’，英文须写NationalRepubicofChina，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。倘若日方公文使用“支那”之类的文字，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。”

　　从1930年底起，东瀛政府的公文都改“支那共和国”为“中华民国”，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和口语，仍把中国蔑称为“支那”，侵华日军被称为“支那派遣军”，中国人被叫成“支那人”。直到二战结束后，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代表团到东京，1946年6月，以“命令”的方式通知东瀛的外务省，从此以后不许再用“支那”这个名称。同年6月6日，东瀛外务次官向各报社、出版社，东瀛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专院校校长，先后发出避免使用“支那”名称的正式文件，文件写道：“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。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，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，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。”

　　东瀛还有人以孙先生过去曾用过“支那”称呼为自己辩解。孙中山在1899年、1903年等少数场合的确使用过“支那”一词，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处于“支那”向贬义词演变的初期。

　　但从1905年后，“支那”的贬义逐渐浓厚，从此，孙先生就不再用“支那”一词，而是用“中国”。另一个原因是，孙先生作为革命者，他认为“支那”等同于清王朝，而“中国”则是他进行革命所要建立的中华民国，在中华民国建立前称“支那”指清王朝，辛亥革命后改称“中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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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总之，在玄奘西行印度之后，戒日王对玄奘提及“秦王破阵乐”十分喜爱，并说“闻其雅颂，于此久矣”。因此，破阵乐迅速在天竺得以传播，可知唐朝与印度间的文化交流信息非常迅捷，而且唐朝音乐舞蹈，也曾对印度产生了影响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度，与其他地区一样，印度的蚕丝也是由中国传入的，除了丝以外，中国传往印度的还有纸和钢等一些物品。

　　李泰希望的大唐对印度的影响，已在此刻悄悄在印度埋下了种子，只待生根发芽，然而，他还缺少一个契机，至少，大唐需要一个契机，一个能够很好的控制古印度的契机！

　　那契机便再于接下来的几年内！也就是贞观二十一年(647年)，那时候，戒日王尸罗逸多便会去世，而他的臣子阿罗那顺则会选择发兵拒绝大唐遣使，并劫夺诸国贡物，使者王玄策从人悉数被擒。

　　而在其后，一代名奖王玄策便会巧妙地逃奔至吐蕃国，而不是无功而返地灰溜溜回到大唐。

　　他会想吐蕃借精锐1,200人，又发泥婆罗国7,000骑，回头主动攻向阿罗那顺。最终经过激战，生擒阿罗那顺，斩首3,000余级，俘虏12,000人，获牛马30,000头。并于于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庚子(648年6月16日)回到长安。

　　因此，大唐在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影响已经在慢慢铺开，印度的一举一动，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，也都在大唐的眼中，更在李泰的掌握之中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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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仅如此，大唐的船只商对，也早已通过波斯湾，经过阿拉伯半岛也门，来到了万里之外的东非大陆，且与上埃及孝亿国等有了接触。

　　大唐的使者们还与早前就到过中国向大唐朝贡的非洲的甘棠国，殊奈国有了接触。

　　这便是开辟了一条全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里程碑了。至少，不管是上古时期，还是西汉与东汉时期，东方的人们都没能够到达这遥远的非洲海岸，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，还没有延伸至此！

　　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，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。中国是丝绸的故乡，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，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。19世纪下半期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“丝绸之路”，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，沿用至今。